煤价高企煤制天然气项目前景难明

因此，更为理性的认识是，良心犯也并不必然要处以刑罚，以良心作为判断法律责任是否需要主观过错，过于绝对。

同时，也是生态制度形成的行为与事实基础。生态系统将自然、人、国家囊括其中，并对人的利益乃至国家的发展产生能动作用。

丁东红：《卢曼和他的社会系统理论》，《世界哲学》2005年第5期。以日本为例，早期制定的《公害对策法》就是为了应对公害问题。基于信赖利益，国家有权代表自然及后代人规范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当代人对环境的不当行为。近年来，除了其他学科，法学界对生态人概念也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所以，生态宪法与环境法由此形成 交互影响的关系。

（一）第一阶问题 生态宪法学研究所要应对的第一阶问题来自实践层面。罗文波：《预期的稳定化——卢曼的法律功能思想探析》，《环球法律评论》2007年第4期。更为关键而棘手的是，人民参与模式并未解决规则制定者应该沿着B链条向参与者直接应责，还是应该沿着A链条向代议机关并最终向人民应责的问题。

食品安全的专题询问基本都扣紧普通民众关心的问题，如地沟油、肉品质量、非法添加、安全检测、食品追溯等，[47]也有的问题触及食品安全认知，如为何食品抽检合格率高、但百姓食品安全感很低，[48]还有的问题针对政府在食品安全工作上的整体目标和计划。[51]第三，监管者必须习惯在媒体和人民瞩目下履职。[19]参见夏长勇：《监察部严肃查处阜阳奶粉事件有关责任人》，载《人民日报》2004年6月10日第2版。在我国的法律话语体系里，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多定位于惩戒或救济，这一点较为明显，无需赘言。

相反，下级对本选区人民的应责，更多地还要仰仗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二级指标是在一级指标下进行细分，比较确定的是职能职责和自身建设下的分项，重点工作的二级指标是灵活机动的。

由于没有非常清晰的层级分权，也就没有形成下级主要对本选区内人民负责、只在受托执行上级任务时才对上级负责的关系。加之党政一体的结构特点，下级对上级的应责甚至最终关乎整个执政党和行政系统的执政绩效和对人民的承诺。进一步而言，缺少更为具体设置的人民参与规则，很有可能被认为是一个贴上了民主化标签的辔头，失去真正驯化行政自由裁量的作用，而被质疑为花架子、空架子。它有人民代表的提问，也有监管者的回应，确实能揭示出存在的问题，也能督促监管者彻底解决问题。

其他国家、地区也有将其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的。执政党或者担忧未来选举中被人民选下（在轮流制中），或者担忧执政绩效不佳而失去民心和公信（在一党制中），都会要求公共行政在某种程度上向其应责，从而建立公共行政→执政党→人民的应责链条（以下简称C链条）。因此，有必要申明：法律的归法律，政治的归政治，尽管二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五、结语：政治应责得其所、就其位 行文至此，一个粗略的食品安全监管政治应责的图景，已经在描述和评价中得以铺开，其也初步完成对我国行政监管政治应责的例示。

虽然历史地看，无论中外，公共行政纯粹是传送带的状况，从未存在过，但是，公共行政更多只是输送人民意志而较少僭越的话，其反民主性就不会凸显而成为众所关切的问题。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组织审查。

以集中制为特点的我国行政科层制，基本犹如子母套嵌结构。在食品安全领域，最典型的就是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的许可。

在审查阶段，也要将初步审查通过的标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人民法院可以在裁判理由中对具体应用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是否合法、有效、合理或适当进行评述。本文将公共行政→人民的应责链条称为B链条。[35]再如，在关系到广大潜在生产经营者、使用者和消费者利益的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的批准过程中，虽然申请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生产、经营、使用或者进口的是特定单位或者个人，但是，新品种批准前必须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遇有重大意见分歧或者涉及重大利益关系的，还要举行听证会。其中，最为全面的是对鄂尔多斯2013年12月专题询问的实录。更进一步，这又牵扯到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中食品安全权重问题。

例如，在2003年和2008年先后发生的劣质奶粉事件和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中，监督问责的启动，都离不开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部署。相关部门涉及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农业主管部门、质量技监部门、工商部门、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卫生部门、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等，有时还会将商务部门、公安部门、编制部门、财政部门等纳入进来。

[32]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5月18日发布的《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法[2004]96号）指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具体应用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合法、有效并合理、适当的，在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时应承认其效力。对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不予许可并书面说明理由。

蒋伟平：《激活用好询问权——从衢州市人大常委会开展食品安全专题询问说起》，载《衢州日报》2012年8月4日第003版。[36]参见《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管理办法》（2010）第9条。

[21]《食品安全法》第6条是关于负责制的原则性规定。最多在重大事件、媒体曝光的聚光灯下，人民从幕后走向了前台，但也只是站在舞台的边缘，以若隐若现的绳索拉动本质上是机会主义的应责。政治应责的各种链条存在不同程度的松弛。摘要:  应责不同于责任，有回应和惩戒两个维度，侧重于关系的、动态的过程。

[34]参见《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2002）第12条、第19-22条，《规章制定程序条例》（2002）第14-15条、第20-23条。必须承认，地方政府领导需要关切和考虑的事项非常繁杂，食品安全仅仅是其中并不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一项。

该项许可与普通的仅对申请人产生效力的许可不同，它的批准并公布意味着不仅申请人可以使用该食品添加剂，其他生产者也可以使用。[56]关于作为集体人格的人民的非理性，参见[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出于论证和交流所需，此处首先给出笔者理解的责任应责和政治应责的涵义。这些规定透露出的是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后的问责威慑，并且与更基本、更广阔范围的领导干部问责制框架是保持一致的。

如前所述，本文意在从政治应责切入，对食安法建立的最严肃问责体系进行剖析，以预估其可能的实效。[29] 由于食品安全监管规则涉及相当范围内不特定多数的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乃至政府的利益，且利益之间常有冲突、需要协调妥协，因此，其毫无疑问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应当由行政监管机关承担政治责任。[43]迄今为止，全国和地方人大的食品安全专题询问有以下五个方面值得关注。[20]参见《食品安全法》第6-8、117、142-146条。

[53]参见潘一峰：《回应百姓关切，保障食品安全》，载《杭州日报》2015年4月20日第001版。食品安全的考核主要体现在三处：一是作为众多三级指标中的一项指标。

一、责任、应责与政治应责 本文无意也不可能全面完成食品安全监管责任体系的分解与整理，而是把焦点集中在政治应责上，对这一传统行政法学研究甚少、但确实关乎政府监管实际效果的环节进行探索。[33]参见[美]斯图尔特：《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沈岿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29-168页。

如果承认前文论及的应责必须有惩戒之原理，那么，目前的专题询问是跛脚的。[8]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6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六编行政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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